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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知青岁月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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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9 18:34: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知青岁月的记忆
纪念下乡五十周年(1968-2018)
马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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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响应号召


   五十年前的1968年底,十七、八岁的我们结束了停课闹革命近两年半的荒诞生活,在全社会轰轰烈烈的宣传舆论造势下,高、初中的老三届(1966、1967、1968年的高、初中在校生)都要响应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不论阶级成分、不论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都将统统到农村去。对于我这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来说是种欣慰,能与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享有同等的“待遇”,对我来讲就是奢望。建国以来出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等家庭的子女,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压迫。在入学、分配工作等人生关键的节点,更为突出。文革中成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的父母亲是杭州人,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降落伞工厂迁往四川乐山并加入了地下共产党。在组织工人运动中被厂方开除,为了被开除的工人兄弟们的生计,父亲利用红榜裁缝的手艺开了服装店。在斗争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地下党组织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策略下,父母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战胜利后回到老家杭州。解放初期新中国要兴建降落伞厂,厂址定在南京,父亲是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父亲责无旁贷地舍去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优越环境,全家随着父亲从杭州搬到南京。1963年国家为了备战的需要,要在湖北襄樊兴建航天航空救生装备厂,父亲又是一马当先,让我们全家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从南京搬到湖北襄樊。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父亲辗转半个中国,呕心沥血地奉献着技术与智慧。不幸的是在1966年的社教运动中,由于父亲的耿直倔强遭遇大祸,被诬陷为资本家及脱党分子。从此我便成了黑七类的子女。


   1981年在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纠正冤假错案中,我父母亲的党籍得到恢复,党龄从入党那日算起,为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干部。

   襄樊五中的刘云哲老师(1964年担任过我的班主任)家访来做父母亲的动员工作,尽管我们家三姐妹都要下乡,父母亲还是高兴地表态: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子女到农村去。刘老师对我父母亲表现出极大的尊敬与友好,我也深信我的父母亲不是坏人,他们是最有教养最有气节最爱国的好人。父亲将刘老师送出门口时,深深的鞠躬送行。这一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终生难以忘怀。这一鞠躬不仅是表现出父亲的礼貌涵养,更是感激政府在这件事上没有歧视压制我们的家庭,并且给与了平等的尊重。当时的社会逻辑是成分黑的家庭无需动员,对他们只有专政强迫。

   襄樊五中的学生是襄樊市第一批下放的,下放到百十公里外的谷城县。1968年12月20日上午,下放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由亲朋们簇拥着抬着行李,送到学校篮球场集合的,只有我是扛着行李从家里步行十多里路,只身来到集合地的。父亲下放到车间被管制劳动,母亲积冤成疾病瘫在床上,我此时担心的是我们三姐妹下放农村后,被冤屈的父母亲由谁来照顾和安抚他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大人们对孩子的关照嘱咐声笼罩着整个操场,只有我在一旁默默地牵挂着我的爸爸妈妈,与他人相比心里不觉有些酸楚。

   十几辆大卡车,即将启动开往谷城县时,车上的学生与车下送别的亲人哭成一片。车子缓缓的启动了,我看见向我招手奔跑而来的姐姐马玲玲(比我晚八天下乡)和我的南京发小陈爱姑,她俩在最后时刻赶上了为我送行,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姐姐小跑步地跟着缓慢开动的车子,急切的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刚才去办妥了妹妹可以晚半年,满十六岁时再下乡的手续,并且跟我姐在一个小组。这样父母亲就可以由妹妹在家多照顾半年了。陈爱姑向车上扔了一块花手帕,那是我收到的唯一礼物,至今我还保留着。

二、知青小组的组合

    知青组的成员是自愿组合的,刚开始我和同班的四位要好的女生组成一组,曾紫云、杨明兰、朱美君、陶建丽,后来陶的母亲不满意我们这组的人员结构:一来是没有男生,担心女儿到了异地农村受欺负时没有人保护;二来是没有老练成熟的同学,因此陶被迫退出了。我班的女生陈大林个性比较特别,在班上基本上没有结交朋友,但是她找到我,希望我跟她两人组成一组,我让她加入我们的四人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没有同意。后来听说她自杀啦,就在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回到襄樊,在树林里自尽的。一个聪明孤傲的鲜活少女就莫名其妙的没了。她在农村遭遇了什么?是什么让她如此绝望?没有人知道。我痛心、我自责,要是当时答应她,跟她两人单独组成一组,她是否就不会没有了呢……

    到达谷城的当天,知青组即将被分配到各个乡村点,此时一直在喧闹嬉戏的同学才如梦初醒,同学们要分别了,只有各个小组的同学自己去陌生偏僻的农村,独自面对不可预测的生活。恐慌笼罩这群不谙世事的学生们,嬉闹声变成了哭声。我的小组这时只有三个女生(曾紫云回湖南老家探亲暂时还没有回来),杨明兰朱美君她俩提出要和我班的男生合成一组,我也不敢反对,就由她俩去跟男生交涉,我负责照看堆在地上的行李。谁知出乎意料的顺利,一拍即合,我们四个女生加上我班的六个男生(张宪刚、孟义发、桂伟华、郑焕锁、梁建喜、李先华,)于是就有了同班十人知青组。落户在谷城县石花区新店公社远景大队二小队。(距离谷城县城西北方向15公里,303国道旁的鲍家湾进去约2.5公里的丘陵地带)

   1968年12月22日下乡的第三天,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在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下,全国有1700万髙初中老三届奔赴农村安家落户,而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指示发表的前两天就提前下乡了,为此还特别得意了一把。单纯的中学生们,脑袋里装的都是红彤彤的革命思想,听毛主席的话就是最大的革命,干革命就是我们的前途,就是我们的理想。

   人类史上的“壮举”又一次眷顾了我们这代人,这是一段苦涩的历史,文明在愚昧中蜿蜒,理想在现实中迷茫;这是一段无奈的历史,幼稚的灵魂在磨难中涅槃。五十年后知青没有被遗忘,这段历史凝炼在我们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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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家

    政府给知青的安家费是每人200元,由生产队负责落实知青的住房及起居用品。生产队把养牲口的茅草房腾了出来,另外还腾了间看稻场的茅草房。四个女生和两个男生(李先华、梁建喜)住在牲口房里,牲口房隔成了三间,两头分别是男女生的宿舍,中间是堂屋(当地把客厅称为堂屋)兼厨房,这两位男生似乎是起着保护女生的作用。另外四个男生住在离牲口房数十米外的稻场房里。

    遇到下雨天屋子就会漏雨,只好用盆子多处接漏,滴下来的水是深褐色的,颜色跟像酱油一样。队长郭诗银说是要给我们盖新房的,可是我们打心里没有这种要求,谁还真打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能将就凑合就行了,再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苦点更能锻炼人。队长看我们没有提要求,盖新房子的事也就拉倒了。

   在中间的房子里砌了个灶台,台面是黄泥巴糊的。烧火做饭时满屋子都是烟,熏的直流眼泪;灶台不几天就龟裂成一块块的“锅巴”了。郭队长还是很关心我们,经常会隔三差五的来我们家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不等我们开口他就会安排解决。后来他给我们安了烟囱解决了排烟的问题;并跑到十数里路的地方找到一点水泥,捧回来帮我们抿了个水泥灶台面,成了当时村子里唯一的高档次灶台。还让村里的能人用松树干为我们每人做了把靠背椅。

    在屋子后面挖了个坑埋口大缸,上面放两块蹬脚的木板就是厕所了。队长把我们的厕所做的比较文明,用秸秆编成一道围栏,还加了扇活动的门。有人如厕就把门档上,这样男女共用一个茅坑也不会发生尴尬事了。下雨时只能打伞蹬茅坑了,谁让它是露天厕所呢,这个郭队长就没有能力帮我们了。睡觉的床可是郭队长给我们新打造的,两人合睡一张床,没有床板,床板是用秸秆代替的,铺上厚厚的稻草,睡在上面舒服极了,不比席梦思差。

   队长让我们每天留一个人在家里做饭,队里给记工分。于是我们组四个女生轮流值班在家做饭及所有的家务事。出勤干活的男劳力每天10个工分,女劳力8个工分。一个工分值2.7分钱,也就是男劳力干一天农活能挣0.27元,一个月按全勤算也只能挣到6元钱。城市里的职工一个月可以拿到四、五十元钱的工资,而且每个月还有四个星期天可以休息。农民真是太苦了!不但没有享受到国家的任何民生福利,还要上交给国家大量的公粮,国家欠农民的太多了。他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俯首甘为孺子牛,毫无怨言地任从命运的磨难,而且还是代代相传。我不敢说他们愚昧,我佩服他们吃苦耐劳不求回报的高尚品质。我在茫然中悟出了毛主席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原因。

   但我想不通的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能代替学校的文化课吗?难道就这样剥夺了我们上学的机会了吗?我可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学校的课堂,难道就这样失学了吗?前途在哪里?理想在哪里?我不敢去想,有这种想法是反动的,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讲是会遭来大祸的。


四、村民的生存状况

    国际上衡量贫困人口的标准是饮用水的水质,我们乡村的饮用水是国际标准线下的几个等级。在稻田边挖个一米深的水坑,够水桶打水就是“水井”了,饮用水也就是稻田里的水。稻田里的肥料虫子各种细菌都在饮用水里面,当地的农民喝水都是直接饮用的,他们没有烧开水的习惯,真佩服他们身体的坚强。在我们的要求下队长为我们购置了村里唯一的开水瓶,我们也只能把稻田里的水挑回来后倒在缸里,用明矾沉淀杂质再烧开水饮用,就这样每次喝水时都还是心有余悸。我们没有能力改变饮用水的现状,不可能去打机井。再说当地村民们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饮用水极其不卫生。在我们极力的劝说下,有的村民也开始喝开水了。村民们不论男女老幼,都是面色腊黄身材佝偻。这与艰苦的生活环境,风吹日晒的繁重劳动,饮食营养的缺乏有关,但是跟饮用水也是不无关系的。

    生产队的粮食作物以稻子麦子玉米为主,加上少量的红薯。交了公粮以后,参些副食省着点吃,基本上每个季节不会断粮。农民的物资要求非常低,只要不饿肚子就满足了。要把地里收回来的庄稼变成餐桌上的饭,是件不容易的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下乡以后才有了深刻的体会。生产队是按工分分配粮食的,粮食不是米面,而是稻谷麦子包谷棒子。村子里没有打米机,要把谷子挑出山,到五里地以外的鲍家湾去加工,把谷子分离成糠和米。这样的活我们小组都是男生承担的。要把麦子磨成面粉,就在生产队的磨坊里解决。那家需要磨面就去来福(看毛驴的人)那里把毛驴牵来套上拉磨,我们小组磨面的活都是女生承担的,磨完面以后就成了白毛女了,全身都落满了面。那头毛驴更是让人心疼,被木架磨破的皮肉总是长不好,刚刚长好一点又被另外一家拉去磨面,血淋淋的伤口真是可怜。
村民们穿的衣服一般都是自己家里织的粗布缝制的,织布是个复杂细致的技术活,把棉花先做成捻子纺成线再织成布。我曾经尝试过,怎么都做不好。细布衣服只有在走人家时才穿,知青的衣服经常会被村里的姑娘们借去走婆家(准婆家)。记得有一次村姑要借我的袜子走婆家,过了一会又还给我了,原来是嫌尼龙袜子太薄了,比不得他们的布袜子结实,都上有厚厚的袜底,怕给走破了赔不起。我再三跟她解释尼龙袜子的结实程度,她还是不敢接受。其实我们当知青时穿的衣服都是很朴素的,干活穿的都是打过补丁的,但是在农村姑娘的眼里,我们的衣服还算是高档的。

   村里没有电,照明靠煤油灯。村民天一黑就睡觉了,为了省点油钱。煤油是按计划供应的,每户每月2斤。政府对知青优待,知青一人算一户,因此我们每个月有20斤的煤油可以用。晚上的煤油灯照明我们可以敞开着用,村里的姑娘小媳妇经常会来我们这里蹭灯光做针线活。没有电也就没有广播,也就没有音乐和新闻,这是我们最忍受不了的,再回襄樊时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买了台装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遇到生产队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会把收音机提到会场,让村民们的心灵也沐浴一下阳光雨露。

    村民们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有点文化的就是小队会计、乡村代课老师。台湾在我国的什么方向,竞然没有一个社员知道。毛主席的语录: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竞然会被郭队长在群众大会上教育社员时说成:毛主席说了,男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妇女们要向男将学习。此类的笑话还有很多。
农村女人的青春期非常短,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人相貌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奶奶了;有的十三、四岁就嫁人了,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姑娘们来我们宿舍玩,看见我们用的内衣及例假用品,虽然都是极其简陋的东西,她们都觉得新奇,女人的专用品农村的妇女从未见闻过。
村里没有任何的医疗资源,远景大队只有一个赤脚医生,得了病只能靠身体的免疫力治愈。有一次曾紫云胃疼得不行,村民帮我们叫来了赤脚医生,他用银针扎虎口止疼,也许是穴位不对,导致曾紫云的大拇指至今不能伸开,造成终身残疾。

   有一天妇女队长的孩子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一群人围着束手无策,只有妇女队长悲惨的哭喊声。我急中生智出主意,让人快去找赤脚医生,但是能找到赤脚医生又谈何容易,远景大队方圆十几里,谁知道这会儿他在哪里出诊呢。我劝妇女队长不要哭,赶紧回去端碗糖水来。“谁家有糖?谁家有糖?”围观的人面面相视都在呼喊求助着。救人心切的我,不顾一切地尽然给孩子做起了人工呼吸。救命的糖水来了,妇女队长颤抖着手,一勺勺地喂着,不等赤脚医生找来,孩子居然自己醒了!之后想起来应该是低血糖造成的昏厥。

    从村里到鲍家湾公路有五华里路程,只有一条够走板车的泥巴小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团糟。遇到下雨天生产队不出工,我们就趁机去走人家,到其他知青点去看望同学。能走出泥泞小路是很艰难的事,每走几步胶鞋上就粘满了泥,两条腿拖不动时,只能停下来刮泥巴,即使在冬天也会走出满身大汗。送公粮也是靠肩挑人扛。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我们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面对如此艰辛的生活,怎不让我们犹豫迷茫仿惶。

五、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知青组的10位同学在校时都是品学兼优的班干部,其中有9人是共青团员,一名非团员被九名团员选为知青组的组长。十个人在一起朝夕相处的近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闹过矛盾,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在繁重的农活压力下,在文化贫瘠的精神世界里,和谐、互助、团结、友爱的知青组,犹如温暖的大家庭,护佑我们顺利地度过了知青的岁月。我又想起了下乡自尽的陈大林同学,她要是在我们小组的话,她是不会走上绝路的。

    我们四个女生轮流在家做饭做家务,承担家政的职责,知青大家庭的温暖也时来自家政的辛勤服务。一日三餐不重样,米饭、面条、馒头、烙饼、玉米南瓜糊糊……我是从烧柴火灶开始学起的,越是往灶膛里塞茅草越是熄火,弄得满屋浓烟不说,还把自己扮成了大花脸,连最基本的“人要虚心,火要空心”的常识都不懂。是隔壁的甘奶奶教会了我烧火、用大灶焖米饭、和面擀面条、发面做馍馍,在同学们的赞扬声中我的烹饪水平迅速提高。我们做的馒头在村民眼中堪称一绝,又白又泡的大馒头人见人爱,尤其是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隔壁那家的媳妇,每天路过我们家门口都要进来吃我们的馒头,头几天我们还挺高兴的请她吃,后来她就毫不客气地不请自用了,于是又招来了我们的反感,可是谁也不好意思不让她吃啊。过了一段时间她生了个孩子(第三胎),这时对她的反感也释然了,我们的馒头养了她肚子里的胎儿,也是一件积德的好事啊。

    要满足十个人的生活用水,对家务事来说也是一件面临挑战和考验的事。生活用水要从陡坎下面的稻田水坑里用水桶挑回来,用水量每天需要三担水,晴天还好说,遇到下雨天,泥泞陡坎滑得站不稳脚,经常是连人带桶摔倒在泥泞里。当然有情义的男生会经常主动帮忙干这活的。

    每天会有一大堆的衣服要洗,发现衣服破了还得负责缝补。衣服的肩膀头,裤子的膝盖头都打过补丁,甚至于还要补鞋子。我们小组四个女生的针线活也是那时锻炼出来的。

   在冗杂艰辛的乡村生活里,袅袅炊烟氤氲出知青组和谐温暖的氛围,密密针脚编织出知青组团结快乐的集体。我们的组长张宪刚在招工出来以后,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参加工作后接触到许多人和事,才意识到我们组四个女生的勤劳能干、宽厚善良是没有人比得上的。

   知青组的团结友爱与六位男生的人品性格也是分不开的,在这里说说几位男生吧:梁建喜经常扮演大哥的身份,对小组的每个成员都很关照,睡觉前他会叮嘱我们女生要把门栓好,注意安全;郑焕锁是位多面手的才子,也是一位任劳任怨有奉献精神的人,生产队分配给我们的柴火、蔬菜、粮食,经常是他默默地一个人一担担翻山越岭地挑回来;李先华的外号叫“娃娃头”少言寡语的他总是面带微笑,他是个细心的人,生活中容易忽略的小细节他都会悄悄的处理好;桂伟华是位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在他看来知青组的言行必须为村民们作出表率,就连干农活也不能落在村民后面;孟义发是位足智多谋的人,经常会提出正能量的建议,扮演着军师的角色;组长张宪刚当然是领导的角色了,温和善良的性格,遇事不急不躁。……十个人十个姓组成的知青之家能像亲人般的和睦相处,成为了远近方圆数十里的佳话。


六、馋肉

   在每天“白菜清盐糙米饭”的日子里,多么盼望能吃上一顿肉。有一次公社知青工作的干事给我们搞了几斤计划肉,要自己去远离三十多里路程的石花镇买回来,于是孟义发、桂伟华俩位男生凌晨就起床出发,走在漆黑的田埂上,伴着阵阵的狗叫声,在空旷的田野里难免不引起恐惧,心慌的桂伟华,一不留神摔倒在冰冷的水田里。为了小组的同学能吃上盼望已久的肉,他只能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含着委屈的眼泪继续赶路。

   李先华每次从襄樊家里回来经常会给小组同学带来惊喜,家乡的卤肉,猪耳朵、猪蹄子、猪尾巴让我们大享口福乐不可支。有道是:自古达人轻富贵,倒缘乡味忆回乡。

   要想多吃肉,自己养头猪是最好的办法。于是张宪刚、郑焕锁从石花镇买回来了一头猪仔,我们遐想着猪仔养大后吃肉的美景。没有猪圈没有饲料,养猪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还不等猪仔长大就夭折了。一至到我们都离开农村,遐想也没有实现。


七、艰苦的农活

    下地干农活,磨炼意志,是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主要内容。

   村里的农作物以稻谷为主,稻田里的活路是最繁重的。不仅是体力上的高耗能,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恐惧。稻田里的蚂蟥是靠吸人血生成的寄生虫,头上有个吸盘叮在人的腿上,吸饱了血才会离开人体,否则是很难驱赶它的,除非一直使劲地拍打它,直至打晕它才会掉落,此时你的腿也被打疼了。每次下田基本上都会遭遇蚂蟥的袭击。经过多次的袭击我发明了驱除蚂蟥的好方法,不过也只有我这种不惧怕昆虫的女汉子才能做到。方法是用手紧紧地捏着蚂蟥的头既吸盘,使劲摘下来就OK了,这样也就免去了自己的腿挨打了,而且速度还快。因此我组的女生发现被蚂蟥叮上了,都会大声地疾呼我去解救她们。有一次我从稻田里起来后发现我的脚背全都是血,而且血还在顺着小腿的的破口往下流,我马上意识到,是被蚂蟥叮上了没被发现,直到它吸饱了血才离开的。蚂蟥的身体通常只有1公分长0.3公分粗,吸饱血的蚂蟥身体会膨胀到7公分长2公分粗,吸血的创口没有凝固,才造成了这种“血案”。稻田里还有一种会飞动的虫子叫水曲子,叮起人来疼的钻心。杨明兰的两条腿被虫子叮咬的已经是体无完肤了,密密麻麻的疤痕遍布全腿。直到离开农村以后才慢慢的痊愈。

   生产队种的是双季稻,第一季稻在春分时就得把秧苗插上,农忙季节凌晨3点就得起来上工了,整个生产队连个钟都没有,靠队长的感觉掌握时间。初春的天气还是非常冷的,尤其是凌晨,冰冷的稻田水浸的人直打哆嗦。拔秧、插秧这些手头活,队长都是分配任务到人头的,拔秧每个社员一次要完成一千把知青给予照顾,一次完成六百把就可以了。谁也没有想到我在规定的时间里竟然和生产队的拔秧能手完成的一样多。割稻谷、摘棉花这些手头活我都干的很出色,这要得益于我从小织毛衣,练就了灵活快捷的双手。男生桂伟华的插秧速度可以和生产队的能手并驾齐驱。褥秧草是件很痛苦的农活,去除稻田里的野草是靠脚掌把野草埋到泥里去的,干一次这样的活,脚背就会磨破一层皮,过两天结出一层血痂子,不等血痂子长好就又要下田去褥秧草了。

   农忙时半夜三更就得起来干活,困了倒在地头就睡着了,我们演绎了“天当被子地当床”的豪言壮语。仅管农活如此辛苦,可是我们知青组的同学从来没有缺勤过。队长心疼我们,让休息一天,也被我们谢绝了。“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社员能熬得过,我们只能选择挺住。知青们成了靠得住的实实在在的棒劳力了,颠覆了村民们对城市学生负面的看法。

八、冬天里的火

    知青组在村里赢得了社员极大的信任与爱戴,村民们要说明一件事的准确性,除了毛主席说的,就是知青组说的了。生产队的种子豆子芝麻一时没有种完的,队长也会选择放在我们家里,即使是队长让我们舀一瓢出来吃,我们也不会去享有这个特殊的待遇。

    第一年在农村过端午节,村里有二十多户人家,每家都给我们送了十个鸡蛋,两百多个鸡蛋堆了满满两篮子。炒着吃煮着吃腌着吃,在食物短缺的日子里,我们过着天天吃鸡蛋的好日子,打心里感到甜蜜。鸡蛋是村民们唯一可以拿到供销社变现钱的自产品,盐、煤油等生活必须品都是用鸡蛋换来的。可见当时村民们一户送给我们十个鸡蛋的情义是多么的厚重。

    一九六九年初遇到下乡的第一场大雪,我们的班主任傅名鑫老师,手提几斤猪肉,脚踏着泥泞的乡间小路,冒着大雪来到生产队看望我们。傅老师当年已经有五十多岁了,而且身体还患有疾病,见到傅老师的到来,我们惊喜激动得热泪盈眶,老师的到来让我们的牲口房蓬荜生辉。他带来的猪肉不仅仅是让我们饱了口福解了馋,更让我们品尝到老师爱学生的满腔柔情。傅老师在学校以对学生要求严格出名,大多数的同学都挨过他的训斥,为此同学给他起了个“傳狠头”的外号,此时的“傳狠头”犹如慈祥的父亲。我们明白,老师平时的严格要求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严师出高徒。当他的学生到了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他又是如此的挂念,如此的关心,他是希望我们能积极的面对困境,努力生活。傅老师的到来就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使我们感觉温暖如春。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每当想起这句古训,想到我们的老师,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村民们的关爱与信任,老师的牵挂与期望成为了我们奋斗的动力。听毛主席的话,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吃苦耐劳历经艰辛,在不经意中我们小组拼搏出了个“模范典型”,多次受到新店公社的表扬嘉奖,全公社的知青来我们小组开现场会,向我们学习。

九、遭遇初恋

   五十年前男女之间是很封建的,我们小组没有十个人的合影,男女生是不可能在一起照相的,所以现在班级微信群里转发的黑白老照片只有四个女生的合影和六个男生的合影。但是在情窦初开的青春年华里,什么力量能关住青春,能制止爱情呢,就在那时我遇到了我的初恋的。当年谈恋爱也就是悄悄地递封信,连手都不敢牵一下。虽然我们的初恋是那么的纯洁,还是不被世俗的偏见所允许,纯洁的初恋,真挚的情感就这样结束了,是朋友们的友谊帮我渡过了无助的日子。也许是天意吧,让我结束了短暂的初恋,四年后让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我的终身伴侣。夫家姓鲍是安徽六安人,姓氏家谱和我下乡的“鲍家湾”却是同出一辙,婚姻的缘份就是这么神奇。

十、招工回城

   堂屋里挂有一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画像,那是供我们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用的。画中的林彪伸出三个手指头,好像是在和毛主席谈与数字有关的事。我们组的男生指着画开玩地笑说:“林彪在向毛主席汇报,这些学生已经下乡有一年多了,再过三个月就让他们回城吧”。谁知此梦成真啦!在1970年的6月份知青的返城大招工开始了。早有预料的打击向我袭来,虽然我是德智体全面的优秀生,但是招工单位是把出身成分放在第一位的,我不可能和其他同学享有同等的待遇。十人知青组在半年内我一个一个地送走了九人,1970年底知青组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朱美君是第九个走的,临走那天夜里我俩睡在一张床上,她一夜未眠为我叹息:“老马,以后你一个人在农村可怎么办啊?”多愁善感的美君为我抹了一夜的眼泪。我自己反倒是表现的淡定,多次的打击伤害,说我已经变得坚强了,还不如说我已经接受了命运对我的操弄。坚强自信乐观是我的本性,即使我在农村度过一生又能怎样。一个女孩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过日子,显然不太合适,于是队长派我去了正在建设中的谷城南河水电站出工。去工地的那天,一群村民都来送我(我的待遇比招工离开农村的同学高多了),还有妇女抹着眼泪嘱咐我:“小马啊,他们都走了,你可别不回来啊,这里还是你的家。”村民们的安抚,温暖着我空荡荡的心。已经招工出来的同学,听说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农村,纷纷来信安慰我,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收到来信。这些信不仅有来自同知青组的,更有其他同学的来信。尽管制度对出身不好的子女歧视和不公,但是人性的善良友好是不会泯灭的,同学们对我的关爱与安抚,让我不再孤独。

    已经招工出来的陶建丽、朱美君、杨明兰、曾紫云去我家里看望我的父母时(她们不知道我没有把我的现状写信告诉家里),父母亲这时才知道知青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给父母亲的信历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我怎么忍心让父母为我的处境担忧呢。好友们知道说漏了嘴,在安慰我父母亲中,她们反倒是难过得先哭开了。父亲立马写信来询问我,我当然是谎称自己过的很快乐,让二老放心哦。心里的伤痛默默藏在心底,独自舔舐。可是父母亲还是整夜失眠为我担心。数十年以后二老仍然记得我的这些好友同学的名字。

   到了南河水电站工地,职工营(水电部第十工程局下属单位)的宣传队要向民工营借用有文娱特长的人,民工营的领队也不知道我是否有这方面的特长,为了照顾我不干体力活,便派我去了。在职工营宣传队我充分发挥了我的文艺特长,既当编导又当演员。刚报到的当天就为他们的演出救了场。周围的好心人都为我不能被招工感到惋惜与同情,于是宣传队的头带我去了他们单位正在谷城招工的水电部第十工程局的招工小组,希望他们能把我招走,正好单位上也希望能招到有文体特长的知青。当他们知道我的姓名后,招工组的三个人同时说:久闻大名啊!原来在此之前,招工组还在丹江时(水电部第十工程局的驻地),朱美君(她已经在丹江工作了)曾经多次找过他们了,哭着要求他们把我招出来,所以他们对我是“久闻大名”的。同学对我的深厚友情,也触动了招工组的人。之后我又给招工组写了封自我推荐的信,目的是要加深他们对我的了解。我写的那封信也起了作用,“文笔不错,这姑娘看来很能干的,虽然出身不好还是破例要了吧。”

   比起出身不好的人,我是很幸运的。感谢善良的人们,在那个年代我没有受到歧视。

   1971年2月我脱离了农村来到丹江,当上了一名水电部第十工程局的职工。


知青的岁月是不可复制的,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磨难的,还是理想的、欢乐的,它都是我们一生中的闪光点,青春永远是美好的。


2018.04.26于丹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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