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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将军之路──记外祖父战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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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8 20:32: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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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发于是1911年10月10 日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辛亥革命前,我的外祖父王安澜将军任 清军二十一混成协执事官,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追随黎元洪进入 起义军军政府,参加起义军军事工作。黎元洪对外公有知遇之恩,并将外公视为心腹。我的大舅王俊英(1898-1943)亦曾拜黎元洪为干爹。建国后各种史料提及外公多指为清军军官、旧军官、黎元洪亲信。外公和黎元洪关系确实很深,自从外公追随黎元洪投身于武昌首义这场伟大的革命之后, 就一至在继续进击,不断的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直至一九一七年响应孙中山先生护法号召,在家乡枣阳 聚集万余人,于1917年12月4日,通电全国,
举义护国,树立武装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旗帜,转战鄂、 豫、湘、川、陕五省,历时四年,最后兵败被俘,含恨去世。综观外公短暂的一生,是不断进步 的一生。鉴于他 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人生的轨迹,我们不能苛求他当时应该怎样怎样,不该如何如何。今天,为了纪念一百多年前那场伟大的革命,我根据我的母亲和其它长辈、亲友的叙述,收集所能见到的有关资料,撰写此文,以纪念外公短暂、进步的一生。

( 一)
      王安澜、亦名正江、号梓材,清光绪二年(1876)生于湖北枣阳王应麟村,祖籍 黄陂王家大湾上湾村。
      王安澜三岁时其父病故,幼时家贫,仅有几亩岗田簿地,王的母亲梁氏,刚强坚毅,耕种纺织,帮工做 活,抚养幼小的二女二子(王有二个姐姐、其弟弟为遗腹子)。王少年放牛,族人见其笃 志好学,将其送进王氏 祠堂,靠族产供其在 私塾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劳动,上学背一柴筐,放学拾柴不装满筐从不回家吃 饭。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刻苦学习,学业 优异,书法犹为 出众,中过 秀才。王安 澜个子不高,崇文尚武,乡人形之,坐着比站着高。由于家中贫穷,无力深造,学成即在家乡课徒为生,一边继续学业,间或教人武术,平时王安澜注意磨练自巳, 每教读之余,辄在室外或练功,或踱步思考问题,白天从不在床榻上躺睡。
       一八九八年,被吉庄村巨富任待卫(任典 元)家中聘为塾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晚清,私塾先生地位低下,有十儒九丐之说。当年冬天,有一次王 安澜出门回来晚了,饭已冰凉,王要求将冷馍 烤 烤,遭到东家的拒绝,说什么冷馍 有你吃的就行了,还想炕炕。第二年春天,王安澜带学生进城课考,向东家借马骑着进城,任典元当 面奚 落说:你屁股上长了骑马的毛没?还想骑马! 士可杀不可辱,王安澜一怒之下,弃馆从军。当时的王安澜,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在低层的环境里生活,受到如此不平等的待遇,这一经历为他以后在武昌从军时能不断的接受新思潮的影响,迅速适应新形势,转变立场,跟上时代的步伐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力推行洋务新政,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为了训练能掌握洋枪洋炮的新式军队,要求士兵具有一定文化,以能识字写字为原则,体格强健,特别欢迎秀才和具有高小文化的学生入伍,由黎元洪协助张之洞制定的《湖北新军练兵要义》十条中第一条便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由此可见张之洞对读书人的重视。王安澜以秀才身份入伍后,被分到武昌新军马队当差。当时马队管带为黎元洪,黎元洪是新式学堂出身,懂英文,有新的科学知识,办事踏实认真,素以爱兵,尤其是喜爱有文化的士兵著称,在清军中称其为开明将军。王安澜虽然身材不高,但体格强健,有武术功底,且为人机灵,学识优异,又 写得一手漂亮的绳头小楷,入伍时第一次命题作文,便被黎元洪发现,深得黎元洪的赏识。后又认做黄陂老乡(王原籍黄陂王家大湾上湾村 ),更得黎元洪的信任。入伍不久,因字和文章写得好,甚得重用,先后担任马队文书,马队一营排长,马队一营前队队长。以后黎元洪先后担任统带、统领、统制,一直将王安澜带在身边,视为心腹,并送他到陆军将校讲习所参谋班学习深造,毕业后升为二十一混成协执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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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新军发难,辛亥武昌首义成功。10月11日晨二时左右,黎元洪带王安澜尚在陆军四十一标,离开时对官兵讲,大家各自回营,革命军来了不要开枪,以好言相劝,如打炮来,或进营房.或蔬散隐蔽,否则听凭自便,我也无法对你们负责.。随后由王安澜带领躲在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在刘家,刘文吉讲,大局变化无定,往往出人意料。王安澜对黎元洪说:“统领不必多虑,我和刘参谋二人总可为统领出力,暂时隐蔽这里,可无意外”。并说:“这次事变,革命党人计划周密,工程八营首先占领楚望台军械所,看来,革命党人一时得手,也末可知”。黎元洪说:“言之有理,我们不可和革命党人作对,以保持中立为上等”。11 日上午,起义军将领到刘文吉家中找到黎元洪,请黎元洪出山,王安澜和黎元洪一起离开刘家,先到楚望台见到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 麟,又一起到咨议局开会。革命军推举黎元洪为起义军政府都督,黎不答应,当天不进饮食。王安澜见这样长时间下去不是办法,即向革命同志报告:“黎元洪已两天不进饮食,亦不与人说话,好象新娘子一样,要快点想办法”。吴兆麟托王劝说黎元洪,王安澜即多方劝请黎元洪归顺革命军,认为于国于民于家于统领个人,早日就任都督终为大计。为黎元洪10月13日下午在军政府表示 :成败利钝、生死以之,剪掉辫子,转向革命的态度起到积极的作用。黎元洪就任起义军都督职后,王安澜随其参加军政府军事工作。(《黎元洪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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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清廷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由陆军第 四镇,混成第三协,第十一协编成的第一军大举南下。由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溯江而上,进入武汉江面。自此,清军与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军在汉口、汉阳交战四十余天,拖住清军主力一个多月之久,为全国各地举义光复,加速清政府的垮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汉口古称夏口,因而这次在汉口、汉阳发生的战争被称作阳夏战争。
       阳夏战争期间,王安澜一直战斗在前线。特别在汉口争夺战中,由于前线总指挥张景良通敌渎职被杀,炮队协统姜明经不愿就任总指挥之职,总司令黄兴尚末到任,王安澜受命在前线代理指挥。据熊秉坤战时日记记戴,10月29日,清兵占据汉口后湖铁道及歆生路一带,王安澜和熊秉坤等人指挥数百名士兵和测绘学校学生在六渡桥及满春茶园上下抵抗清军,战至下午三时,未进滴水。王安澜对熊秉坤曰:“今日 兵士战斗过久,未曾吃 饭,我去办早粮去”。不一会即办好早粮,众士兵分而食之。战至午后六时,王安澜和众将士一起在阵地露营。当夜黄兴等人带兵赶到,设临时总司令部于满春茶园。值得一提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共和国代理主席的董必武先生当年参加了整个江夏保卫战。汉口前线紧急时,董必武从武昌过江来到汉口,自愿前往刘家庙前线兵站粮台,投入抗击清军的战斗。三道桥阵地是清军进攻的重点目标,起义军在谢元恺指挥下顽强抵抗,战斗甚为惨烈,董必武在刘家庙粮台门前指挥兵站士兵向前线运送军火。他与运输队士兵一起,肩扛弹药,冒着枪林弹雨,把枪炮子弹送到每一个炮位和战壕里的士兵手中,又把负伤的起义军士兵背下火线。董必武后来在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一文中回忆当年战斗场面:“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景,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官钱局的是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
        十月三十日晨,在黄兴的指挥下,民军向清军进攻,先头部队曾攻至歆生路一线,给清军以重创。惟后续泛力,进攻未能持久,民军退回原地。下午三时后,四官殿、关道街等处均被清军占领。王安澜和统带杜武库见清兵进入街市,我军三面受敌,即于戏子街江苏会馆设临时指挥部指挥战斗。令徐国瑞指挥第二协防御街面之敌,第六协、第五协分别防御铁路一带和桥口左右之敌。黎元洪复令电营管带尚汉英率该营前往增援,四时十分到汉口。三十一日拂晓,关道街一带之敌向民军进攻,民军退至六渡桥以南土堤附近,王安澜令尚汉英率电管营向广益桥方面之敌展开,勇猛冲击,敌不支挫退,民军乘势收复张美之巷的防线。当时清军不断增援兵力,炮火猛烈,并在街面纵火烧房。上自桥口,下至张美之巷,大火 十余处,烟雾蔽日,咫尺莫辨。此时黎元洪恐怕黄兴死守汉口不退,革命军面对不断增援的清军和猛烈的炮火,有全部牺牲的可能,急与黄兴等会商决议退出战场,以待援军。此时黄兴恋恋不肯退出战场,军政府恐其有失,特派人会同黄兴随从,挟以渡江。命王安澜、杜武库等人于次日(11月1日)五时将汉口作战部队全部撒至汉阳防守。王、杜立令各部严加戒备,移指挥部于观音阁,区划撒退路线;右翼部队向大火路退出,至大水路码头;左翼部队向永宁巷淮盐局退出,至石码头;桥口方面部队向武圣庙、万安巷各码头退却。各部于十一月一日上午四时三十分抽撤一部分至指定码头渡河,其余各部逐渐缩小正面,于五时陆续撤退至指定码头。炮队营于四时以前撤至石码头先行渡河。又将预定时间、渡河码头等情况通知蒋协统,请转饬各部知照。第二天、汉口民军在王安澜等人指挥下全部安全退守汉阳,王安澜、杜武库到汉阳会晤蒋协统,令河内大小民船除一部分停靠南岸应用外,其余罄数开出长江停泊于汉阳东门之上游,严防被敌掳用,并报告军政府。(《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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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一月三日,武昌阅马场高筑将坛,湖北军政府总结汉口失陷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为使各省来 鄂军队更好的协同作战,决议举行郑重的登坛拜将仪式,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在汉的各省军队均听其节制调遣。同时、以李书城为参谋长,田桐为秘书长。由于王安澜在汉口争夺战中之出色表现,亦被委以重任,担任兵站司令,主持总粮台,随即在汉阳归元寺设总粮站。归元寺方丈云岩长老则主动率众腾空殿堂,用来储存粮草、军械、弹药等物资。11月26日,清军逼近汉阳,王安澜立即组织军队星夜抢运辎重至武昌。《归元禅寺志》有一段异常感人的表述:“随着大批清军沿京汉铁路步步紧逼,势单力孤的革命军节节败退。为使大批粮食不落入清军之手,情急之下,王安澜决定点火焚寺。云岩长老和僧众不计较寺庙损失,毅然同意革命军焚烧。面对民军惨败、汉阳失守,云岩长老痛不欲生,决心誓守归元寺,以身殉法。”当年防卫汉阳的民军13000余人,不论人数还是装备均弱于袁世凯差遣的清军。事态危急,云岩长老率众僧人成立“和尚大队”参加王安澜的奋勇军开赴前线作战,同时组队参与后勤运输。汉阳失守后,武昌形势危急。清军大炮自龟山向武昌城内轰击,黎元洪避走王家店,武昌局面暂以总监察刘公及吴兆麟等负责维持。王安澜受命以兵站司令身份召集汉阳战役散失的民军3864人组成奋勇军,驻武昌大军山,以刘家大屋为司令部,寻机收复汉阳。11月29日,清军炮队与民军火炮互相射击,江面交通断绝。在此紧要关头,战时总司令部在洪山宝通寺改组成立,王安澜率部守卫总部,提出“誓与武昌共存亡”的口号,借发士兵斗志,安定民心。有一日,王遇到两名十来岁的童子军,名叫胡小海、毛小生,背着刀枪到司令部报名,表示愿与武昌共存亡。王见此大为感动,向官兵宣传了两个小孩的英雄气概同时函告孙武部长,奋勇军与河南义勇军愿赴前线与敌决一死战。12月8日,军政府命王安澜为总预备队司令官,辖步兵一协、二协、马队一队,驻宾阳门老左旗营房,负责武昌城的防御。在汉阳保卫战中,王安澜多方运筹,保证了军需供应、补充。十一月二十六日,清军逼进汉阳,司令部准备撒至武昌,王安澜立即组织军队星夜抢运辎重至武昌,为随后的武昌保卫战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证。在汉阳防御危急之时,革命党内部进退方略主张纷纭,莫衷一是,王安澜与枣阳人陈重民、高仲和、耿毓英等向军政府建议北伐,力举王安澜为安襄郧荆招讨使,请军进取鄂西北,袭击武胜关、信阳,断绝南北交通,以拱卫武汉,免西顾之忧。并指出此举即可解武汉之危,亦可直捣中洲。黎元洪采纳此一建议,但因汉阳、武昌战事危急关头,不同意放行王安澜,改派季雨霖为安襄郧荆招讨使,从事北伐,高仲和等人随 同。(《辛亥武昌首义史》)以此之故,后有论者谓北伐之役,实为枣阳人促成之。汉阳失守后,武昌形势危急。清军大炮自龟山向武昌城内轰击,以至机关职员、居民和投效人员纷纷逃避,城内秩序混乱。都督府亦遭炮击,黎元洪避走王家店。武昌已成危城,局面暂以总监察刘公及 吴兆麟等负责维持。王安澜受命以兵站司令身份召集汉阳战役散失的民军3864 人组成奋勇军,驻武昌大军山,以刘家大屋为司令部,寻机收复汉阳。11月29日,清军炮队与民军火炮互相射击,江面交通断绝,在此紧要关头,战时总司令部在洪山宝通寺改组成立,王安澜亲自率部守卫总部,提出誓与武昌共存亡的口号,借以激发士兵斗志,安定民心。12月8日,军政府命王安澜为总预备队司令官,辖步兵一协,二协,马队一队,驻宾阳门老左旗营房,负责武昌城的防御。
        “自奋勇军初成以迄成师,事实繁颐,未便备录,惟于国计民生上有勉尽义务、维持秩序之处,各摘事由,汇缮成帙。”这是当年王安澜呈送给湖北革命实录馆“鄂军第六师汇录革命事实书”的开始语。
        “鄂军第六师汇录革命事实书”共收录90篇“事实”(现存武昌辛亥革命博物馆),涵盖在“自奋勇军初成以迄成师”这段时日王安澜草拟发布的告示、出发命令、信函、公文等等。“事实既经汇录,谨以先后次第,首列目录,以便钧览。”“出发命令,具有时日,前后一律自成次第。”  王安澜幼时家境贫寒,笃志好学,加上深得黎元洪赏识和信任,特别是在新军将校讲习所参谋班的学习和深造,使其具备了现代军事才干。他尤其注重军纪军规,以“不烧杀,不抢劫,不伤害百姓”为军队纪律。在“招募奋勇军暂定规条由”中“以驱逐目前大敌及扩张国民军”“以推倒恶劣政府而达共和目的”为宗旨。  “鄂军第六师汇录革命事实书”(现存武昌辛亥革命博物馆)90篇中强调严肃军纪的规定、告示等条目占近三分之一,如“示官兵以应遵守之件及先时应演习之件由”“禁兵士擅入民房由”“申明本军规章由”、“规戒本协军人缺点四条由”“申儆行营禁令以肃军纪由”,“务须慎重礼节,严肃秩序,方称为文明之军队”。
  战争期间,“北军压境,以致对峙,”“妇女来营补缀,诚恐防维未周,有伤风化;”“照得行军最重风纪,方不失为节制之师。讵乡间有无知贫妇,成群结队,假补衣为名,实阴施其勾引手段;而无知兵士,亦遂相率围观,肆行调笑,实属不成事体。兹查得有本协炮队兵士胡青山、步队兵士黄谢山,胆敢不守军纪,蹈此恶习,业经本统领饬交执法处从严惩办,除通传各标、营密查外,合行出示严禁。”“……不准妇女进城补衣,以滋生事端。各其凛遵勿违。切切特示”。  正因为王安澜治军严谨,深得百姓爱戴,他统领的部队才日益壮大,战绩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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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九一二年元月,军政府扩军为八镇,王安澜所带各部编为第六镇,王为该镇统制。此时、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则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和谈的两面手法,逼孙中山让位于他。王安澜当即写信给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提出奋战之利,揭露议和骗局。信中指出袁世凯名为议和,实者暗自练兵,阴谋篡夺大总统之位。可惜王安澜和许多革命同志的这种正确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北伐中止,致使袁世凯阴谋诡计得称。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湖北军政府内部发生“群英会事变”。孙中山先生获悉后,敏锐地觉察到革命党人内争不利革命 ,遂于次日电谕王安澜、张振武等人,就近极力排解。电中表示“务望各同志和平为主,毋启外人干涉之端,是则文所厚望,诸同志三思为幸”(《孙中山全集二卷137页》)。同年九月, 北伐左军司令刘公奉调北京任总统府顾问, 其部属交由王安澜部下襄阳驻军6旅16团收编。九月底,北京民国政府授予王安澜勋三位、陆军中将、加领上将衔(据称谓中将可着上将服装、领上将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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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九一三年,黎元洪在直皖军阀的压力下,将湖北新军八个镇缩编为三个师,王安澜就任新编第三师师长,驻防德安府(今安陆)。后移防随襄枣一带,并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六日进驻襄阳,于老北街建驻军行辕,设军需局于城贡院,并在南门外开办牧畜场,利用当地资源,发展襄阳经济,解决部队供给。一九一四年四月奉调回省城,留旅长犹龙 驻守襄阳,历时一年整。此间、襄阳程家河北面华禄村江湖会首领王起俊,因参与辛亥革命光复襄阳事,被程河团防局团总吕锡九借故下狱,王起俊头发胡须都急白了。王安澜得知这为一冤案后,亲自前往解救,放王起俊出狱,并表示:今后谁再告王起俊,等于告我王 安澜。现在王起俊后人每每提起此事仍念念不忘。  
       一九一三年八月,白朗军在随枣一带活动,王安澜所部受命镇压。白朗军打着反袁世凯的旗号,人多势众,飘忽不定,善于声东击西。当时北洋政府裁减鄂军,王安澜新编第三师仅留有二千余人,其它部队裁减更多,有的整师被遣散。被裁人员生活无着,痛恨袁世凯,不少人相继加入白朗军,白朗军中很多人与三师下属本是熟人、朋友。白朗兵进攻枣阳县城时,三师驻军管带姚景华于当晚十时竟率兵退出城外,避开白朗兵,任由白朗兵进城,致使白朗兵占据枣阳,俘虏了河南到枣阳避难的传教士,西洋人十三名。事后姚管带被驻守襄阳的王部旅长李锦荣枪毙。为此、有官员电告北洋政府,指责王安澜对白朗军会剿不力。为后来北洋政府裁去三师留下伏笔。
       一九一三年驻襄枣期间,为发展枣阳地方教育事业,王安澜带头捐款,并动员地方名士捐款,同时没收豪绅田产数百亩,款项和田产全部送给枣阳双河小学作为校产,以充实教育经费。王安澜幼时家贫,靠族产资助刻苦读书,后弃教从军,又受到黎元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影响,对教育事业一直非常热心,对穷苦学生凡有所求,必大力相助。早在一九一零年,枣阳双河人氏卫挺生(又名绍浚、字琛甫),参加公费留美生在全国分区考试,湖北武昌区录取二名,(湖北湖南各一名),鄂省卫挺生成绩合格,可惜因体重稍轻而落选,后经乡亲引见恳请王安澜支援进京参加全国续招庚款留美生考试,王安澜立命军需携现大洋三百块赶往车站并照料卫首途北京。京试卫挺生录取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一一年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七年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一九二八年出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为南京政府设计、起草了一系列财政法规,为民国政府经济界知名人士。一九五六年以后在美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直至一九七七年病逝。晚年卫挺生常和其外甥刘世佩(一九四九年去港、一生从事纺织业)谈及此事,颇为感慨、谓之:当年正在公费留美深造的关键时刻,若没有安澜先生的大力资助,我此生经历,以后的成就则可能另当别论了。并再三托咐刘世佩打听王安澜后人的信息,惜因当时大陆局势,外界与之交流甚为不易,一直未能如愿。

(七)  
       袁世凯的军事独裁专制统治建立后,对于握有兵权,又占有大好地盘的黎元洪不放心,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到武汉,采用霸王请客的方法,以请黎元洪进京议事为名,逼黎离鄂赴京。九日黎元洪离鄂,还未到京,袁世凯就发布段祺瑞为湖北代理都督,从此、北洋军阀直接统治湖北。1914年2月1日,段祺瑞回京供职,段芝贵接任,这就是湖北近代史上有名的两段督鄂时期。两段督鄂时期藉名减政,铲除鄂都官史,湖北军政大权均落外省人手。以汰弱留强之名,裁去鄂 军第三师,调王安澜为湖北税捐征收局局长。1915年8月王占元督理湖北军务,凡属鄂军籍军官,一律遣散,王安澜解甲归田,卸职回家。随后即到北京投奔黎元洪,这时黎元洪已搬出瀛台,迁居东厂胡同一号,王安澜则寓居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拿将军府薪俸。此时袁世凯企图拉历史倒车,复辟帝制,黎元洪此次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他不但拒绝了袁世凯册封的“武义亲王”头衔,还辞去了参政院院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坚决不与袁世凯同流合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反对帝制、维护民国的坚定立场。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称帝美梦破灭,一命归西。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重新起用王安澜,任命为广西田南、桂林道尹,本意想在广西培植一股力量,可是广西地方势力强大,王安澜在桂林难以发展。未几,北京府院争起,黎元洪受孙中山形响,支持内务府总长孙洪伊和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斗争,段祺瑞协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北京形势混乱,黎元洪地位岌岌可危。黎元洪身边等着用人,急召王安澜进京,负责总统府安全事务。1917年7月1日又发生了由封建军伐张勋拥溥仪复辟清室的丑剧,黎元洪旗帜鲜明地站在共和立场,反对张勋复辟。7月2日晚、王安澜等人保护黎元洪等进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张勋兵败,黎元洪遂返回东厂胡同私邸,以举发布邀张勋进京“调停国事”的总统令等五事自责,通电引咎辞职。此时黎府发生一件意外,枣阳籍黎府卫队士兵王德禄(其弟王德魁是王安澜的卫士)借酒醉突然持刀扎死护兵马点成、王风呜,当其行凶逃走时,被黎府卫兵开枪击毙。凶案发生后,黎元洪移居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避祸。此事发生,作为卫队长官的王安澜难辞其咎。后来,黎元洪由北京返回天津英国租界隐居,王安澜即没有跟随,留居北京赋闲,在此期间,先后送其长子王俊英、次子王浩英赴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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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九一七年初冬,枣阳大阜山顶药王庙门前竖起了一面鲜艳的大旗,迎风招展。山下的大路小道,人群络绎不绝,兴致勃勃地涌向大阜山西南麓的簸箕沟。簸箕沟这个素有粮仓之称的寂静山庄 ,顿时显得热闹非凡,村内村外,到处熙熙攘攘,黑压压一片人海。原来、这里就是王安澜护法起义树旗招兵的所在地。这年、皖系军阀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借口张勋复辟,法统已断,自诩再造共和,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为此、孙中山先生南下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并于九月一日就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公布段祺瑞、汤化龙等人为乱国盗权祸首,并向全国发出通令,号召全国军民,一德一心,合力讨逆,以竟军政府与诸将士拥护约法国会之大责。孙中山先后派朱和中、唐春鹏、刘公到鄂北运动荆襄独立,护法自主。11月26日孙中山致电襄郧镇守使黎天才等人,请与滇黔川湘桂西南各军合力并进,会师武汉。同时荆洲胡廷翼亦持黎元洪密函到襄阳促黎天才兴师护法。此时、身居北京的王安澜目睹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遂起响应中山先生兴师护法之念,决定返回枣阳,召集旧部,组建护国军,投入爱国洪流。为此、他当即找到在京做事的同乡好友卫巨卿(枣阳双河人、原为王的参谋长)进行商讨,卫完全支持王的意见并表示甘愿协力共事。于是王安澜连夜赴天津与黎元洪会商,黎元洪亦有此意,当即同意和支持,并表示随后胡廷翼等人也将到襄阳联络各方人士,支持护法。征得黎元洪的同意后,即和卫日夜兼程,于11月 回到故乡。他们借访亲探友,请客吃会之名,秘密患通旧部,约定于大阜山簸箕沟王的表弟陈道五家中作秘密联络点,原在三师任职的刘退庵(即刘兴让、中军官)、张东明(副官、王的外甥)、王雨三、赛德炳(回族、参谋)、王子盘(监印官)、王殿颜和涂幼荃(外号涂四爷、团长)、周鹏程、姜飞龙、姜恒佩、单彩霞等人,纷纷来归,很快集合三四百人。王以这些同志为骨干,串联发动,并约定聚义时间。鹿头是枣北重镇,东距大阜山不到五公里,是起义军出入的门户。该镇团防局属双河区团防局管辖,团总卫寅宾是卫巨卿的父亲,民团队长涂幼荃亦参加了起义,为解除后顾之忧,由卫巨卿出面向团防局借得长枪千余支,(另一种说法是这些枪枝为当年王安澜三师留于此处的)还动员了六名团丁加入了起义军。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日,王安澜在大阜山顶药王庙前公开树起招兵起义的大旗,成立护国军,宣布独立。(《中华民国大事记》)这天、刘退庵以一床红被单绑在竹杆上,作为义旗。王师长回县招兵护法的消息,顿时传遍全县,引来了大批的爱国人士和文武全才,不到三天,,已成万人之 师,号称鄂北护国军。12月4日通电全国:宣布讨逆,拥护约法,并于是日进据枣随,响应中山先生号召,誓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进行护法战争。(《中华民国大事记》)护国军成立后,王安澜被推举为总司令,下编六个支队,分别由卫巨卿、林鹏飞、李锦荣、刘退庵、喻鹏程、高炳适任支队长,赛德炳为参谋长,邱以谦任秘书官,王利用任执法官,县城名医王荣安任司令部军医官,著名武师陈元友为司令部侍卫官。编组后,起义军就地整训,以不烧杀、不抡劫,不伤害百姓为军纪,以除暴安良,响应护法为战斗目标。
       大阜山药王庙树旗的消息传到鹿头实业学校,该校创办人马伯援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多年,曾任黎元洪的顾问,是王安澜的朋友。马伯援赶到簸箕沟与王会晤,询问了起义军的情况,并表示此次起义是吾乡生死关头,吾必竭力护之。随后伯援先生不辞劳苦,奔走于鹿头、双河、湖河和河南唐河县新庄团防局,劝他们归顺起义军。鹿头团防局带十多支长枪首先响应,其它团防局也陆续带枪归顺。接着、王安澜又让马伯援携带护国军布告,进县城游说。驻军系黎天才部赵永昌营,赵与马曾在黄克强(黄兴)部下共事,交情甚笃,遂与护国军达成谅解,避免发生冲突。
       十二月上旬,护国军动用五十多支步枪,以及大刀、长矛、土枪,抬枪、生铁炮,攻克随枣边境刘升店、兴隆集、吴山镇、汪店等团防局,打垮了盘踞在这一带的几杆子土匪,继而攻克县城附近的玉皇庙团防局,共缴获长短枪200余支。此外,还开了红炉,自制生铁炮,用硝、磺、木炭制造火药。用竹子做竹杆标等。王安澜谙知兵法,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他令部下砍伐周寨李贡爷的竹园粗竹数百根,截成一尺半左右的短节,染成黑色,一端用红绫包住,内装火药、牛粪、窑烟,称其为臭炮或氯炮,打出去云天雾地,奇臭难闻,传说放后则人闻其气即死。惹得到处谈虎色变,官府、豪绅惶惶不可终日。 高山聚义,条件艰苦。王安澜和官兵一样铺天盖地,以瓦当碗。人们以口碑赞颂:王师长啊真正好,他陪弟兄拱稻草,晚上不用油点灯,瓦片当碗吃的饱。12月10日枣阳县知事蔡忠绪派马权三带县警卫队及刘敬夫、罗典九的民团共三百多人枪乘夜出击,开往鹿头,进剿护国军。王安澜闻讯,布置少数兵力据守鹿头镇,将主力埋伏于附近山岭地带。在鹿头南印子山设生铁炮阵地。隐蔽待命。敌军抵鹿头时,受到守军阻击,马权三即指令民团数路散开,采取包围战术,图谋消灭护国军。待敌人接近炮兵阵地时,王安澜一声令下,四门特制的生铁炮老白龙一齐点火。外加步枪、土枪、抬枪、火铳、臭炮、响声震天,硝烟滚滚。敌人乱了阵脚,慌忙后撤。这时护国军伏兵四起,奋勇杀敌,士兵纷纷缴枪投降,来犯之敌仅数十人逃回县城。从此不敢再来冒犯。老百姓高兴的唱道:王梓材,真大胆,没有快枪敢造反。造反离不了有才人,白露(街)请来刘中军(退庵)。竹杆标、臭炮队,兴师护法显神威。

(九)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黎天才在襄 阳通电宣告独立自主,号称湖北靖国军总司令,拥护《临时约法》,反对段祺瑞政府。王安澜亦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率部进居枣阳县城,司令部设在小东门报恩寺,主力部队驻城东沙河店一带,原驻城内赵永昌营,主动移驻西门外钱庄,不久,撒回襄阳。此时、王安澜派副官张东明将一封绝密信件藏在鞋帮里,到广州送交中山先生。张受到中山先生热情接待,并给王安澜写了回信,对护国军给予指导和鼓励。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黎天才派代表邱奇华抵枣,与王安澜协商,拟将护国军编为一个旅,而王安澜计划扩建八个团两个师,协商末果。次日,王安澜与马伯援、姜飞龙(枣阳人,均是同盟会员),随邱奇华赴襄,为起义军统编问题,再次同黎天才、刘公等人商讨。
       驻扎枣阳城内的鄂北护国军司令部,此时以筹枪筹款为当务之急,严令各地团防局限期集中枪支,送交司令部。罗岗区团总罗典九闻起义军进城,逃到豫南张家庄避难,其团队枪支拒不上交。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支队长刘兴让(退庵)率百余人,由原在罗岗团防局任过教练的赛德炳随同前往,迳至罗家,搜出长短枪三十二支,不到半个月,全县收缴快枪四百余支。王安澜在枣阳练兵两个师,全县十个区,每区派军饷二十万,共需筹军饷两百万元。王安澜晓以大义,责成各地士绅负责筹措。为此,曾在县城义生桂商号召集全县士绅商议筹饷,要求限期交齐。鹿头巨富张子元、张鹤伍,应筹军饷十万元,拖欠不交,司令部下令将他们扣押,直至如数缴纳才将其释放。另有罗岗大户罗典九,拒筹军饷十三万,司令部将其胞弟罗美九扣押,不久即缴出十一点二万元。
        王安澜一行到襄阳后,正遇黎天才部旅长张联升、团长赵荣华在老河口叛变,致使左翼力量大减。为了顾全大局,巩固右翼,王安澜决定无条件地与黎天才、石星川联合,以捍卫荆襄自主。为了壮大声势,黎天才在襄阳召开会议,决定东联随枣王安澜,南联荆沙石星川,西联陕西郭坚,北联河南王天纵,组织汴鄂陕三省联军总司令部,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为第二军总司令,王安澜为第三军总司令,刘公复出任联军参谋长。这种革命形势的出现,使孙中山极为振奋。12月26日,他致电联军总司令部,提出湘、鄂、川护法军队夹击武汉的作战方略,指出:“执事据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胜,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王安澜一行回枣阳后,一边筹枪筹饷,一边休整部队,准备与黎天才部会师整编,以御来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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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九一八年一月上旬,段祺瑞政府电令第一路总司令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相机进攻荆襄自主联军。一月十二日,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奉曹锟令,派其第五混成旅旅长张学颜率部由广水出发,经应山、随县、枣阳等县,以联合豫军进攻襄樊。吴亲率第六混成旅自孝感出发,西进钟祥、荆门。一月十七日,第五混成旅进入枣阳县境,王安澜不畏强敌,率领护国军奋勇抵抗,双方在兴隆镇、红花铺、望城岗激战。张学颜仗其武器精良,指挥其九团团长彭寿萃、十团团长殷本浩以机枪、山炮,从南北两路夹攻。王安澜避其锋芒,将护国军撤至枣南唐店山区防守,张部随占据枣阳县城。二十日,张部由枣阳继续西行,行至襄枣交界稀堰坡(今芦堰坡)、张家集,遭黎天才部一个旅的阻击,激战数小时,黎部不支后撒。黎部且战且退,张部步步紧逼,直抵襄城近郊。与此同时,南阳镇守使吴庆同也由北向南夹击,黎部处境艰难。至一月二十四日,敌部已兵临襄阳城下,当晚,黎天才、刘公率部向南漳方向撤退。此时,王安澜亦率部由枣南向南漳转移,与黎天才、刘公部会合后,向宜昌方向前进,意与荆宜方面靖国军联成一气。二月七日,占据宜昌周围。后黎部失利败走郧房,王安澜与刘公率部在荆沙一带与北洋军周旋。五月八日,王安澜部和北洋军在湖北兴山县大战,因荆沙石星川靖国军内部分裂,一股擅自开赴湘西,一部退走鄂西,王部孤军作战,腹背受敌,被北洋军精锐之师击败。为保存实力,王安澜率部退至四川巫山。五月十三日攻占四川巫山险地。(《中华民国大事记》)与护国军其它各部互成犄角之势,转战于鄂、川、陕边境。此时刘公肺病加重离开部队赴上海就医,刘部交王安澜收编。十月初王部占领陕西镇平,十月十日王安澜率兵自陕西镇平出发,分三路向平利县城进军,十四日引诱北洋军孙传芳部来到距平利县城 四十五里地的八里关处,利用险峻地形居高临下,先以炮火向敌军轰击。王部士兵转战多年,饱经风霜饥苦,川陕边陲山高林密、交通闭塞,人丁稀少、物质匮乏。久经沙场的士兵们深知没有地盘就不能生存,只有战胜北洋军阀才有出路,人人争先,个个用命,全线猛烈向敌军进攻,北洋军大败而逃,王安澜于当日率部占领平利县城。战事结束,地方呈混乱状态,监牢内所押犯人欲乘机冲出,王安澜亲自前往制止,告以起义大势,许以凡参加革命者有立功机会,有冤枉者申诉后均加以重新处理,同时对流落地方的散兵游勇加以收容,地方秩序很快得到安定。平利局势稳定,王安澜招兵筹粮之后,又回师四川,攻占城口、开县,这样王部占领了平利、镇坪、城口、开县、巫山、巫溪等地,基本有了一块较为稳固的地盘,设总司令部于城开县城。(《中华民国大事记》)
        三年间,王安澜率部坚持战斗在鄂川陕边境郑南、安康、石泉、汉中、平利、巫峡、兴山、建始一带,兴师护法,从未有丝毫动摇。先后收容刘公余部,靖国军二师李德山残部,为鄂川陕湘一支重要的护法武装力量。在四川城开县过春节时,因战事基本稳定,部队欢度节日,麻痹大意,放松警惕戒备,不想川军突然出兵袭击,王部措手不及,部队受到大的损失,王安澜率部退至恩施,驻建始边区一带。此时鄂西护国各军互相排挤,内讧不已.。蓝天蔚遵照孙中山的指令,将分散在川鄂湘的各支护法武装力量统一起来,组成为鄂西靖国联军。王安澜之护国军亦编入鄂西靖国联军,于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与蓝天蔚等人致电孙中山,表示护法到底的决心。
        一九二零年底,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大军压境,企图消灭鄂西靖国联军。加之联军粮食紧缺,隆冬时节,士兵冬衣破烂,有坐以待毙之危险。联军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1921年元月出兵,大举东下,孤注一掷,和北洋军决一死战。            
        一九二一年元旦,蓝天蔚率鄂西靖国联军向盘踞在长江上游的孙传芳部发起总攻击。联军分左、中、右三路东下,任命王 安澜为联军总预备队司令官,率所部为各路策应。由于北洋军阀王占元用重金买通了鄂西一带号称“神兵”的土匪。土匪“神兵”在联军后方大肆烧杀抢掠,北洋军在前方堵截,在敌军的前后夹击下,鄂西靖国联军惨遭失败。蓝天蔚、王安澜收集残部往四川方面撒退,北洋军紧跟其后追击。此时王占元召集鄂、川、湘、滇、桂代表开了联防会议,制定了五省联防条约,当鄂 西联军撤退至川鄂交界万县一带时,突遭与北洋军阀勾结的川军攻击,联军大败。王安澜被俘后解赴武昌,蓝天蔚进川军军营谈判交涉被扣,后押送重庆遇难。
        
(十一)
       一九一三年王家在汉口日租界诚忠街槐荫里(现改名宴清里)置有房产,槐荫里四十八幢房屋均为王家所有。王母梁氏老夫人和家人一直居于此处。当闻知王安澜在鄂西被捕扣押后,王母梁氏即刻启程赴天津找到黎元洪。此时黎元洪虽隐居天津,政治上并未完全结束,尚有复出之望。当黎元洪知道王安澜被扣的情况后,当即要梁氏老夫人放心,答应救王。派人送梁氏老夫人回汉,并赠给梁氏老夫人一具紫檩木的棺材一并派人送到武昌。王占元对黎元洪一直是虚尊拉拢,当黎元洪要求王占元释放王安澜时,王占元知道黎和王安澜的关系,当即一口答应,不久即将王安澜释放回家。和王安澜同时被捕的鄂西靖国军联军中路指挥官胡廷翼则于当年五月十五日在武昌被杀害。
       一九二一年三月,王安澜回到武汉。时值湖北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驱逐王占元”,发起了强大的“驱王自治运动”,要求鄂人治鄂。王占元想拉拢湖北人,拟委任王安澜为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职,即讨好了湖北人,又便于置于手下监视。吴佩孚、孙传芳所部多次和王部作战,对王安澜恨之如骨。更不愿让王占元得这一人情,坚决不同意启用王安澜,诬王为土匪,不准王再回部队任职。
      王安澜含恨在汉口槐荫里家中赋闲,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念念不忘兴师护法战争。每天早晨他把卫士、佣人、勤杂及家人集合起来操练,自已站在方桌上喊口令。当时我母亲二岁,他苦闷之余,喜逗我母亲自娱,消磨时光,且常向来访友人说:“荆襄自主,兵败隐居,我王安澜落个啥?就落了这个千金”! 后来,终因忧忿成疾,举步维艰,自尊心与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精神有失常表现,患精神分裂症。行为经常失控,一次一怒之下,一拳打破玻璃窗,手被割破,鲜血直流。有一次、他无缘无故要从楼上往下跳,幸被卫士王德魁拖住才未出现意外。
      一九二二年六月病危,送进汉口日租界同仁医院。医治无效,于同年七月去世,年仅四十八岁。家属遵嘱,遗体葬于原籍黄陂王家大湾上湾村。出殡那天,地方官员,各方人士和民众代表参加葬礼,武汉各报纸都发有消息和文章。灵柩送黄陂墓地时,各方代表和沿途民众数千人参加送葬。墓地立有墓碑,墓碑前修有石砌栏杆,至今墓莹尚存。每逢清明,常有当地民众和学生自觉的举行祭扫活动。枣阳的父老乡亲们也很怀念王安澜,三四十年代,枣阳的戏班专门编写了“大阜山起义”的高台曲、花鼓戏在集镇、乡间演唱。王安澜旧部的后人们大都常年生活在枣阳,现在只要一提起“大阜山起义”,人人都能叙说一段前辈们跟随王安澜起义造反的轶闻轶事,对家乡的这位传奇将军充满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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